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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防汛:技术不够,智慧来凑!
说到防汛,历史上,古人曾经采取过多种措施——
设置水务管理机构,疏浚河道、沟渠,设置水关泄洪……
今天,小据给大家讲讲古人的防汛智慧。


古代也有水文观测站

在防汛上,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。据史料分析,我国古代从大禹时期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。而随着社会的发展,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。

我国水文工作者曾对长江上游历史枯水情况进行调查,发现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,其中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,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。

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,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。因此也有着“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”的美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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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鹤梁“刻石记事”


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。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-3米,几乎常年没于水中,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,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。

在宋代,吴江(今江苏省苏州)上立有两座水则碑,建于1120年。水则碑分为“左水则碑”和“右水则碑”,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,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、各月的最高水位。

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,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;

超过两划,极低田地受灾;

超过三划,低田受灾;

……

超过七划,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。

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,即于本则刻曰:某年水至此。

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(经换算)为119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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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,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,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。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,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,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。


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

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(1659~1677年),苏北黄河、淮河、运河连年溃决,水灾严重。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,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,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“测水法”,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
但是,古代黄河仍常决口,淹没农田村庄。为防洪,便产生了“水报”。这是一种和“兵报”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。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。

在古代,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“塘马”。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,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,快马迅驰,通知加固堤防、疏散人口。

这种水报属接力式,站站相传,沿河县份皆备良马,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,一俟水报马到,即通知马夫接应,逐县传到开封为止。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,竟比洪水还要快。

当时朝廷还规定,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。对此,人们家喻户晓,一见背黄包、插红旗跨马疾驰者,大都会自觉避让。

古代,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“羊报”。所谓“羊报”,就是报汛水卒。

据载,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,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,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,如水位超刻痕一寸,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。

当测得险情时,“羊报”便迅速带着干粮和“水签”(警汛),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,随流漂下,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。

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,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,迅速做好抗洪、抢险、救灾等各项准备。

“羊报”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。古代的“羊报”被抢救上岸后,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,早已饿死、撞死或溺死,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。


古代的防洪法规

自古以来,随着我国人民对洪涝灾害防御、水资源配置、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逐步深入,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法律、制度和乡规民约,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早在春秋时期就有“无曲防”的条约,西汉出台了《水令》《均水约束》,唐代有《水部式》,宋朝有《农田水利约束》等等,历朝历代都对防汛抗洪有过或多或少的规定。

《河防令》的主要内容有:

第一,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,将“六月初至八月终”定为“涨水月”,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“守涨”,不得有误。

第二,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“兼行户、工部进”,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,督促沿河的州、府、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,维修加固堤防。

第三,规定河防紧急时,沿河州府和都水监、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。

第四,奖功罚罪,沿河州、府、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,都要上报,由国家据情处理。

《河防令》的颁行,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、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,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,多由《河防令》引申而来。


疏浚封堵有法:

  巧用城防天然结构

在抗洪上,古代也是方法多多。历朝历代都把修筑堤坝、连通河道、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。

刘崇远《金华子杂编》记载:“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”,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垃圾淘决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每遇春时,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”,河道清障在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。

明朝设街道厅,专司疏浚掏挖之职。

清顺治元年定令“若旗民淤塞沟道,送刑部治罪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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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汛期,古代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。

对城市的内河沟渠,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、池塘短暂蓄水。

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,在进城处设置水门,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,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。

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,既可方便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的通过,又可在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、垒起沙袋、堵住涵洞,形成有效的屏障。

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水窗,当城区水位高时,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,当江水过高时,在顶托作用下自行阻断。

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,平时管护极为简单。北京的紫禁城和江西的赣州城就是这样的例子,千百年来其防洪作用仍然不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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